《科普時報》曾發劉立文章《周光召：“科學精神”進入科普政策的推動者》。他當時是清華教授，現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自新文化運動、《科學》雜志創辦以及“五四”運動百余年來，很多（科技）知識分子論述“科學精神”，比如胡適（拿證據來），竺可楨（不問利害，只問是非），但是把“科學精神“與“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思想”等“四科”并列作為一個整體，并且最終寫入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成為我國科普政策的話語，這個“優先權”，當歸于周光召先生即“光召同志”。
現正值光召同志從事科技事業65周年暨九十華誕，筆者嘗試對這個過程作一個較為系統的考察。
1994年《關于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未見“科學精神”和“四科”提法
199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建國以來第一個專門論述科普工作的綱領性戰略性文件——《關于加強科學技術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傳播科技知識、科學方法和科學思想。但未見“科學精神”提法。
20世紀90年代國家領導人講話多次提“四科”
1999年8月23日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四科”，其表述是：要把科技知識、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科學方法的宣傳和普及工作，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不斷加強起來。后來，他在《致全國科普工作會議的信》（1999年12月9日）、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學素質》（1999年12月22日）、在兩院院士大會《在全黨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和創新精神》（2000年6月5日）講話中，多次提到“四科”。如在2000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提出：“應在全黨全社會大力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樹立科學觀念，提倡科學方法。“
公眾對“四科”的了解，主要來自于2000年4月江澤民為中國科技館第二期工程開館時的題詞，即“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
2002年“四科”寫入《科普法》
2002年，我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個“科普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四科”寫入了《科普法》，其提法是：普及科學技術知識、倡導科學方法、傳播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從此，“四科”作為我國科普內容的“標準表述”。
1996年光召同志在全國科普大會上的講話，突出“科學精神”并首提“四科”
1995年，中宣部、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協決定舉辦全國首屆“科普大會”。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和中國科協副主席（科普大會之后，即1996年6起任中國科協主席，至2006年5月），光召同志被安排作一個講話。1995年年末，光召同志把郭傳杰叫到辦公室，說：我要在全國科普大會上作一個講話，“就講講科學精神吧，再不抓抓，不得了的！”光召同志叫郭起草一個稿子，并對他談了很多思想。光召有一個習慣，喜歡把雙手背在背后，邊踱步邊說話。他說道：“我們這個社會，科學精神不足是有歷史緣由的……科普僅傳播知識不夠，更要重視傳播科學的思想、方法，弘揚科學精神。”（引自郭傳杰：“周光召——踐行科學精神的典范”，載《我們認識的光召同志——周光召科學思想科學精神論集》）。其實，1995年12月，周光召先生為吳國盛著《科學的歷程》一書作序中就提到“科學精神”：“唯有科學知識得以普及、科學精神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才算真正走入了科學時代。”
郭傳杰接受了光召同志的任務，找到北京天文臺研究員、科普作家卞毓麟一同起草講話稿，把光召的上述話語寫進了稿子。光召對起草稿進行了細致的審定，他習慣用2B粗鉛筆修改，修改得密密麻麻，形成“花臉稿”。
在后來正式發表的光召講話“加強科學普及，弘揚科學精神”中，是這么寫的：“作為整個科學傳播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科學普及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它既包括介紹具體的科學知識，也包括普及科學方法，以及提倡科學態度和弘揚科學精神。”（光召這里用“科學態度”替換了“科學思想”）
光召同志在講話和文章最后，再次強調“科學精神”。他說：科學工作者們,尤其是有突出成就的科學家們,當前一定要在繼續多出科技成果、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同時,努力加強科學知識、特別是當代科學前沿和高新技術知識的普及工作,與此同時,還要努力普及科學方法,提倡科學態度.大力弘揚科學精神。（周光召：加強科學普及，弘揚科學精神，1996年）
據郭傳杰回憶，光召同志的講話，跨越時空、言辭犀利，在會場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以光召同志1996年講話和文章作為證據，筆者提出：周光召是把“科學精神”引入科普“四科”政策話語體系的第一人。光召同志行勝于言，他不僅提出和倡導科學精神，更是忠實地踐行科學精神。
后來，包含“科學精神”在內的“四科”，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和國家頂層科普政策所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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