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視覺中國撰文 | 姜菁玲 采訪 | 姜菁玲 佘曉晨 程悅 編輯 | 文姝琪
來源：界面創新家
三年前，徐夢站在“百年阿里”的破冰游戲現場，“很震撼”。
她被要求和數十個陌生的“阿里新人”一起玩一個用嘴傳紙巾的游戲。這個游戲不分男女，要求相鄰兩個人用嘴撕扯傳遞一張紙巾，隨著傳遞，紙巾面積逐步減小，“到了最后的兩個人，會等于直接接吻。”
類似的游戲，在這場持續數天的新人培訓中經常出現。或是遲到脫衣、或是男女之間的“帶有擦邊球聯想性質的”的各種小游戲，“就好像鬧洞房一樣”，她回憶道。
一起參與新人培訓的基本是工作經驗超過5年的陌生男女。這些游戲，超過了徐夢所理解的“體面”范疇，她覺得非常不適，“很尷尬，很不舒服”。
而所謂“破冰”只是一個開端。“在破冰的時候，關于男女之間的一些界限就被打破了，這種基調就建立起來。對一部分人來說，很多事情就會比較隨意。”
或許是受這些影響，徐夢描述起當年她所接觸過的個別領導，由于他在工作環境下極愛講黃段子，還十分樂于對女同事的身材使用不尊重的字眼進行當面點評，這些引起了他部分下屬的效仿，“以至于一個小環境都是這樣。”
“一個科技行業的大公司為什么是這樣的？”阿里的經歷突破了徐夢的想象。
在通常人眼里，能進入互聯網大廠，意味著能得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包括與某些傳統行業相比，大廠會有更平等、職業的環境，當然，也有更好的收入和更激烈的競爭。在入職前，徐夢完全沒想到，在這個以前沿、創新為主要標簽的科技行業里，她也會遇到如此露骨的場面。
在互聯網科技行業歷經數十年發展和急速擴張之后，收攏大量優秀人才的同時，昔日“新興”“平等”的光環也早已褪去。
國外科技巨頭亦有類似的問題。今年4月，谷歌前工程師Emi Nietfeld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講述自己在谷歌遇到同事的性騷擾。5月，亞馬遜公司因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被員工起訴。
國內，近日阿里員工指控被上司強迫其陪酒進而被性侵的事件，讓越來越多的擁有同樣經歷的人開始對外發聲。
“阿里的事情絕不是一個大廠的個案。”在阿里女員工受到侵害選擇大膽維權之后，一位滴滴員工也選擇在微博曝光了自己在滴滴的經歷。
根據她的陳述，她在滴滴工作期間，遭到了來自客戶的猥褻和上級的持續性言語性騷擾，但是由于沒有固定住證據，檢察院和公安覺得證據不足不予立案。而對此，滴滴目前尚未做出回應。
“我發微博是想告訴大家，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不要認為這僅僅就是阿里一個事件，大家覺得我不去阿里就行了。現在情況是，去大廠的女生都有可能遇到這樣的情況。”
“要么忍，要么滾”
徐夢還記得，在當時的破冰現場，沒有一個人對那些游戲說不。
“當時在場的人里，甚至還有一些是從國外企業挖回來的一些人。但他們也沒有表達任何反抗的意思。”
沒有反抗的也包括她自己。后來她時常詫異、不解，為什么一向自認為很有反抗精神的自己，當時明明感到不適，還是沒有站出來拒絕。
對一個成年職場女性來說，選擇早已經不是單線的“因為所以”。三年后，徐夢分析，當時她所面臨的選擇，就是“要么忍、要么滾”。
彼時她仍然想要這份工作，阿里承諾給她的期權高達千萬。期權完全歸屬需要四年，而她才剛剛入職。失去這份工作，徐夢損失的不僅是豐厚的期權，以這種理由結束試用期，她還擔心“在簡歷上留下污點”。
“很多是一種服從性測試，看你是不是我的人。那種情況下，大家都沒說話，你出來反抗，可能你就得走人，因為價值觀一票否決。”
所有人都沒反抗，徐夢不想當那個“掃興”“不顧全大局”的人。群體壓力下，她選擇忍。
王瑞選擇了“滾”。她在一次出差夜里，在酒店前臺確認下，證實同行的男上司私藏了一張她的房卡。當晚，她暗暗心驚，但沒有聲張，只是默默請前臺幫忙換了一個房間，躲過了一切可能。
她想過報警，后又作罷。“女生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在外地報警了很難收場，而且出差回來的機票都是由他訂才能走公司帳，否則就很麻煩。”
于是，王瑞之后打算正常工作，希望一切可以當無事發生。但是，男上司很快找她談話，對她工作能力進行挑刺，以只有他能夠保住她的理由進行暗示。
“我當時是有選擇的，所以我馬上就要走。”她很快向人事提出離職。
王瑞最終沒有選擇把這些事鬧開。在HR的最后離職詢問中，她僅僅把真實的離職理由告訴了對應的一個HR。在她的評估體系里，這次沒有受到實質性的傷害，當下的最優解是盡快離開這里。
但不管是“忍”，還是“滾”，都不是真正的最優解。
徐夢忍下了阿里培訓的過界游戲，還需忍受喜歡講黃段子、時不時對女同事身材指指點點的男領導；灑脫離開的王瑞，沒有碰上找工作的好時機，在家賦閑了近三個月。
剩下的路只有維權。
維權黑洞
職場性騷擾維權最大的黑洞，是擁有裁決權的管理者的不作為。
在此次阿里“曲一”事件中，為什么整條線的領導都如此冷漠？
徐夢試圖將它歸結于一種“自顧不暇、戰戰兢兢的不安全感”。她認為，這種不安全感來自于兩方面，一方面是阿里用豐厚的薪資和使命感讓員工不想失去、甚至達到熱愛這份工作的程度。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嚴格的績效管理制度（此前的361末位淘汰制），要求員工向上管理，以不被淘汰。“一危一機兩股力量拉扯下，會有自保大于一切的感覺”。
但在真實的職場性騷擾維權案例中，不作為的空間遠不止冷漠。
凱茜遭受到同事的涉黃言語騷擾后，第一時間翻看了公司員工手冊，試圖找到公司明確規定的反性騷擾的規則，從而進一步申訴。
很可惜，毫無收獲。
她開始跟她的直屬上級溝通。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這個也算性騷擾？只是跟你開個玩笑而已，我們那個時候跟女同事開玩笑的時候還更夸張。”
怎樣可以算是性騷擾？這成了流程中的第一個問題，也成了第一道門檻。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徐延軒律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對于性騷擾的定義，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明文規定性騷擾，但是未見到清晰的概念。《未成年人保護法》有提到密切接觸一詞，但未經過對方同意的密切接觸也僅僅是性騷擾的一個方面。
無法定義，把諸多實質上對人產生了傷害的行為，隔絕在了處理流程之外。曾經在一家外企工作的女生，在向公司投訴時，列出了同事尾隨、無故發長串文字、刻意長時間靠近等情況，希望公司能按照騷擾的名義幫忙處理兩個人之間的問題，被公司回絕。
很多組織管理者的不作為也從這里開啟。認知、流程、機制上的缺失讓他們在定義上模棱兩可，同時在處罰手段上尺度曖昧，給其他因素摻雜的空間。
在遭遇同事持續性言語騷擾、私人飯局要求以及夜晚電話騷擾后，同樣翻看員工手冊無果，另一名女生薛伊選擇實名發送舉報信給公司高層、HR以及直屬領導，希望得到重視。
她所舉報的對象，是一位公司剛從競爭對手公司處挖過來的中層。根據薛伊的說法，這位中層對她進行了持續性的言語性騷擾，并在飯局要求被拒絕后，對她進行多次工作投訴，對她的心理產生了極大的壓力。
收到舉報信之后，公司HR和高層都第一時間對薛伊進行了安撫。但歷經漫長的調查后，薛伊發現，這位同事僅僅收到一份書面警告信，仍在正常工作。而薛伊提出的“再也不想跟他有任何接觸”的訴求，被老板以工作需要對接為由，強迫薛伊接受對方道歉后打破。
一次談話中，薛伊的老板直接告訴她，“現在的業務需要他，有人保他。”她才分析發現，這位中層身上捆綁著的是數位大客戶的銷售線索，公司對他有利益層面的需求。
在沒有明確規制的情況下，殘酷的利益衡量，左右著公司對于性騷擾處罰的尺度。跟上級溝通遇阻之后，凱茜開始跟HR進行溝通。面向HR，凱茜提出了三點訴求，一是要求該男同事在公司道歉；二是希望公司給予他記過處分；三是希望公司盡早有反性騷擾制度落實。而HR最終只采納了第一點訴求。
在薛伊和凱茜的維權流程中，不同的組織管理者對待性騷擾事件的處理，不約而同保持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他們都認為事件對公司形象有害，這讓管理者們企圖盡力降低事件的嚴重性，在處罰尺度上無法滿足被性騷擾者的訴求。
商業組織有作為的義務
事情已經過去將近兩年，阿里事件的爆發，讓薛伊決定把從未公開講述的遭遇整理成文字，完整發送到朋友圈，未設分組。
她在半年前離開了那家公司，但她知道，那些曾經參與處理過她這件事的所有高管、HR、參與調查的同事，都能看到這條朋友圈。
她知道，當年因為要捆住客戶而強行保下那位中層的高管，即使離開原公司也仍然在某個地方擔任著領導者的角色。兩年過去，她一直在思考，至今也想對這些高管發問：
職業道德和經濟利益有沒有關系？
社會公序和公司要承擔的社會責任有沒有正向的關系？
如果拋下道德，僅僅為了公司目前的經濟利益做決策，對公司的價值觀有沒有損害？
這些問題并不難回答，但商業組織是否能真正在利益沖突前做到以人為尺度去設計制度，幫助員工維護權益，現實未見得樂觀。
在制止性騷擾層面上，徐延軒律師稱，根據《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的規定，作為商業組織的公司有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企業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
阿里事件后，越來越多的普通員工開始正視職場性騷擾及其他不公行為，倒逼組織做出改變。
8月12日，阿里巴巴宣布成立工作環境委員會，作為反性騷擾在內的工作環境相關事項的處理決策機構，直接向董事會匯報。在制度層面，阿里稱正在制定《阿里巴巴集團反性騷擾行為準則》。
一位字節員工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字節跳動曾在內部通報了一位員工對同事進行性騷擾的事件，處理結果是予以開除。去年11月，字節跳動還發布了反歧視和反騷擾政策。這份條例中，對性騷擾行為和處罰標準都有了相對清晰的界定。
得益于發聲者，大廠隱秘于“發展”“增長”之下的問題浮出水面，但這一次的警鐘能敲響多久？事件熱度過去之后，制度才是保障員工能得到公平對待的關鍵。
三年前，徐夢在阿里“適應”了幾個月之后，拋下了千萬期權，還是離開了這家公司。三年后，她在新聞中看到阿里事件女生的遭遇，她想起了自己年輕的時候，對權力的畏懼和對工作的珍惜，讓她從沒有對那些性騷擾者喊出過一聲“滾”。
徐夢說，如今她已經足夠成熟，可以果敢對外發聲。“但是還有千千萬萬的年輕女生呢，時代又經變遷，她們會有更多勇氣了嗎？”她問。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徐夢、王瑞、凱茜、薛伊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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