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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以來，三星堆遺址陸續發布新發現的6座坑中的成果，這是三星堆繼1986年發掘兩個坑沉寂了一段時間后，再次震驚了世人。

　　“沒有想到35年后，三星堆會重新發現那么多的坑。”作為一個常常進入到考古現場的作家，蕭易告訴《中國科學報》，這次發掘成果，是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不放棄的結果，“在兩個祭祀坑發掘后，三星堆工作站隨后成立，考古工作者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弄清楚了古城的城墻遺址，探明了古城的面積，發現了青關山遺址等等，目前發現的祭祀坑，是在此基礎上做的進一步探索，也足夠幸運地發現了其他6個祭祀坑。”

　　蕭易在他剛剛出版的《尋蜀記——從考古看四川》（以下簡稱《尋蜀記》）一書中，復原了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國文明，以及四川其他19個考古發現，按時間順序從先秦到清朝細細介紹，讓人們了解到，除了三星堆，四川還有許多或大或小、或獨有的文物，揭示出蜀地特有的歷史流轉和文化傳承。 

　　不再神秘的三星堆 

　　1986年夏天的一個黃昏，磚廠的挖掘機意外發現了兩個埋藏著大量珍貴文物的祭祀坑，這就是舉世聞名的三星堆遺址，坑中出土了青銅大立人、縱目面具、青銅人頭像等大量珍貴文物。

　　凸眼球、長耳朵，還有粗眉、高鼻、闊口，看著這些造型特別的青銅人，人們不禁問道：“三星堆是外星人創造的文明嗎？”神秘的三星堆真是天外來客、特立獨行的嗎？

　　從《尋蜀記》先秦篇中寫的4個考古發現，即寶墩遺址、縱目之神、金沙遺址、載魂之舟中，可以了解到三星堆的根在哪兒，又延續到哪兒。經過多年的考古發現，三星堆和距今4500年左右的寶墩文化有銜接，也和金沙遺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如果將三星堆文明喻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村，寶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蕭易寫道。三星堆持續了幾百年，其文化分為四個階段，其一期文化和寶墩文化非常相似。

　　三星堆晚期和金沙屬于一個文化類型。例如此次三星堆出土了120根象牙，這在此前出土的金沙文物中，有1000多根象牙，最長的一根185厘米，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罕見的。

　　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最后是船棺文化。近些年大量船棺在四川發現，這和古蜀歷史上的開明王朝有關。這一時期延續到公元前316年左右。這年是一個時間節點，在這之前的都叫古蜀，在此以后，古蜀進入到中原王朝的序列。

　　進入考古現場 

　　蕭易曾多次進入考古現場，本書寫的19個考古現場，他都去過，有的還去過不止一次。

　　他是國內較早開始調查四川石窟的人，他曾在一年半的時間9次到安岳，在荒山野嶺中發現了諸多鮮為人知的石窟。

　　他去得最多的應該是南宋與蒙古交戰時留下的一系列方山城堡，如重慶釣魚城、蓬安運山城、廣安大良城、金堂云頂城、渠縣禮義城等等，這些方山城堡是中國最集中的南宋山城，它們不但是宋蒙戰爭的見證，甚至可以說延長了南宋的歷史。

　　作家、《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編輯劉乾坤說：“但凡考古上有新的發現，蕭易總會去現場一探究竟。”有一次蕭易在荒野中看到了諸多宋墓，進入到一個古墓里長達兩個多小時。

　　為什么是四川？“也許四川的考古發現不是最多的，但是頻頻發現的文化遺址，卻不止一次刷新了人們對于文化史與古遺址的認知。”

　　蕭易向記者如數家珍般說起四川考古“之最”，寶墩古城是中國史前第四大古城，有力證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頭；金沙遺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為商周時期古遺址出土金器最多；中國現存漢闕45處，其中24處在四川，獨占中國漢闕半壁江山；迄今全國共發現百余座畫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漢代崖墓的數目為中國之最；以萬佛寺為代表的南朝造像，填補了中國南朝造像的空白；瀘州市是四川乃至中國宋墓最集中的區域之一；四川總體窖藏金銀器近500件，約占中國宋代出土金銀器一半等等。

　　從先秦的重要考古發現，到南北朝的萬佛寺遺址，唐代樂山大佛與它的“兄弟們”，宋代的瀘縣宋墓、彭州金銀器窖藏，再到明代王璽家族的報恩寺、張獻忠江口沉銀，清代鹽亭的字庫塔，等等，《尋蜀記》通過這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發掘以及荒野田疇的遺址來解讀蜀地歷史。

　　小人物的故事和命運 

　　對于考古遺址，不同專業、領域的人會有各自的角度去解讀，“比如宋代金銀器窖藏，揚之水老師可能會從名物學的角度來看，我關注的是窖藏背后的主人的命運，然后聯系史書，去挖掘他們背后的故事。”蕭易表示。

　　窖藏是指古人為了躲避戰亂、災難，將寶物埋藏起來。1993年冬天，四川彭州發現了一個中國迄今最大的宋代金銀器窖藏，有350件金銀器。在一些器物上，刻有“董宅”二字，從而推測它們的主人姓董。

　　董家為什么要把器物埋藏？蕭易在書中講述了董家的故事。大約在700多年前，南宋端平年間的一天，彭州城里的董家人面色凝重，正在做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他們通過逃難的人得知，蒙古人就要打到這里來了。董家人只能和其他人一樣逃離家鄉，但家里貴重的金銀器無法帶走，就想著找個地方把它們埋起來。之后他們挖了一個長1.2米、寬0.8米、高0.9米的坑，并在坑底、四壁砌上青磚。再用石板蓋上，填土掩埋。

　　同一時期，這樣的故事在彭州以及周邊地區都有發生。戰爭的殘酷性超過了他們的想象，無數蜀人踏上流亡之路就再也沒有回來。直到幾百年后這些器物才重見天日，他們的故事才被人講述。

　　塔梁子山腰分布著9座崖墓，其中M3號大墓最為恢宏，墓室中的八幅壁畫講述了一個東漢家族的興衰、遷徙及至宦海沉浮。這是大鴻臚荊文君家的故事。一天，在宮中出任黃門侍郎的兒子荊中，因事得罪皇親國戚，罪該當誅。皇帝念在荊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這才赦免了荊氏的死罪，令其舉家流放至蜀地。

　　蕭易說他“關注的是歷史上的小人物”，書中還寫了南北朝的上官法光，明代的土司王璽，清代的修建字庫塔的耆英、文生、百姓等故事，他們大多數進入不了史書，就連位列大鴻臚的荊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語。他們沒做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為這些遺址，沒人知道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們的流亡、離愁、死亡、恐懼、信仰。

　　“這些名不見經傳的蜀人，給了我全新的角度。”正如三星堆出土的一個個國寶重器，把一個失落已久的古蜀國拉到我們身邊，通過遺址、文物，蕭易讓人們了解到歷史的細節，并觸摸到那個時代的溫度，而原本冰冷的考古發現，也鮮活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