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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即將過去的2020年，我們見證了極不平凡的一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科技界義無反顧地負重前行；十四五規劃建議發布，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時光的零散碎片，記錄著建設科技強國的鏗鏘步伐，也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一些前進中的問題仍有待去正視、去解決。歲末年終，本報特別約請一線科研人員、科技政策研究者、科研管理者等，多角度、多側面回顧科技界的2020年，通過若干熱點事件背后的冷思考，探尋“中國式”的創新之路。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沖擊。其間，科學與公眾的互動曾掀起過一場場輿論風暴，它們也構成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急科普的生動案例。

　　應急科普的目的在于應急，而提升應急科普的能力卻在日常。反思這次疫情中的科普表現，可以幫助我們在未來促進公眾理解科學，更好地應對重大風險與挑戰。

　　張文宏“出圈”

　　2020年，穿著白大褂、講著大白話的感染科專家張文宏紅了，“硬核主任”“科普鬼才”“醫界段子手”，網友們給的各種稱呼紛至沓來。

　　張文宏的走紅是讓科普圈極其欣慰的一件事。因為對于絕大多數專家學者來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面對一天一變的復雜形勢，面對充滿了恐懼和憂慮的公眾，對話和溝通實在太具有挑戰性了。

　　北京大學科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朱效民告訴《中國科學報》，英國皇家學會曾經在對2000多位科學家和工程師進行調查時，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如果就科學研究前沿知識本身進行科普，75% 的科學家認為自己能夠勝任與公眾進行溝通對話；但如果自己的科研工作涉及倫理、宗教、法律等社會議題時，只有不到 50% 的科學家認為自己還能夠與公眾進行有效的交流。

　　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科學家在進行科普時的壓力不言而喻。

　　可是，張文宏不僅有著過硬的醫學專業知識，還具備了超強的溝通技巧和共情能力。

　　不久前，在中國科普作家協會2020年會現場，張文宏作了一場題為《從新冠疫情應對看科普》的視頻報告。報告中，他復盤了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他的團隊做科普的過程。

　　事實上，他已經不再僅僅是個單純的內容輸出者，他在思考更多問題，例如，科學家應該抓住什么樣的時機進行科普，科普內容應該如何組合，科普和新聞之間是什么關系等等，這是一種專業化思維。

　　在國際上，對于公共衛生事件的危機應對已經有了一個共識。對公眾來說，衛生專家的可信度通常要高得多，他們應該把通過媒體與公眾溝通視為危機期間的首要任務，而不是次要任務。

　　問題在于，國內的專家學者普遍長期缺乏積極展現自己的形象或者幫助公眾更好地理解科學的能力和動力，他們很難在一夜之間變身為具備專業素養的傳播者。

　　“唯有建立一種機制、環境，關鍵是評價體系的改變，真正能夠鼓勵、認可一部分對科普感興趣、有熱情的人，把傳播作為一項職業能力，主動去訓練和提升。”朱效民說道。

　　應急機制尚需整合、協調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應急科普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部門以及專業組織在及時向公眾提供權威科普知識，解讀疫情防控措施，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開展和科學應對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在政府層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疫情聯防聯控機制通過新聞發布會、答記者問、科普專題網站、編寫印發防控指南（手冊）等形式及時向公眾傳播了疫情防控科學知識。

　　國家和地方各級衛健委及其直屬或聯系單位構成的國家衛生健康系統，則是負責組織和指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防控制和醫療衛生應急，主要推進疫情信息公開和科學知識宣教。

　　作為科普工作的主要社會力量，中國科協迅速統籌資源，通過微信公眾號、APP、網站，以文字、圖片、視頻、動畫等多種表現形式，與眾多媒體合作，普及科學防疫與心理健康知識，科學辟謠。

　　這些有組織的應急科普對于消除公眾疑慮、增強公眾對疫情的科學認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作為一種應急機制，中國科普研究所科普政策研究室主任鄭念指出，其在整合、協調方面需要改進。

　　他解釋，首先，在內容資源方面，由于缺乏集成性、權威性的線上應急科普資源網站建設，目前各類科普內容分散在各大網站，科普資源看似實現了開放普及化，但是，不少優質的應急科普資源受限于公眾的檢索能力而出現閑置或浪費，無法得到有效傳播?！叭绻胍纬捎行У倪\行機制，就要打造國家級的權威科普平臺?！?/p>

　　其次，在不同的科普主體之間，政府與媒體、科學家開展應急科普的協同機制不完善。在很多應急狀態下，科學家“有科難普”和媒介“能普缺科”的脫節問題表現突出，特別是“人人都是記者”的自媒體時代，這個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對媒體和科學家群體的合作缺乏有效組織，導致應急科普的內容生產與大眾傳播兩個重要環節無法實現有效對接，有時甚至會出現媒體與科普工作者“內訌”事件，引起更大的社會質疑和恐慌。

　　所以，鄭念認為，應該加強應急科普的內外聯動性和跨領域合作，不僅需要政府內部啟動積極有效的應急科普工作，同時，還需要做好與社會科普組織、媒體的協同工作，共同回應社會關切。比如，通過政府應急科普管理部門的工作委員會和科普專家顧問團，建立與社會各類科普主體、媒介的聯席會議制度，在突發事件或熱點輿情演化的各個階段，保證各類傳播主體能夠行動一致，形成科普合力。

　　科普為什么事與愿違

　　在互聯網信息爆炸的時代，面對突發性事件的不確定性，大量不實信息的傳播引起公眾心理焦慮、群體認知失衡，甚至出現“圍毆”科學家等輿情現象，這為應急科普帶來了很大的障礙。

　　早在20世紀末，英國國會科技辦公室針對英國社會在瘋牛病與轉基因食品問題上暴發的輿論危機所做的研究就發現，當科學或與科學相關的議題成為新聞焦點時，事態的發展可能會非常迅速——而且并非總是朝著科學家預期的方向發展。

　　有組織的科普有時會事與愿違，科學話語未必有助于安撫民眾情緒。直到今天，這依然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議題。

　　朱效民認為，破解問題的關鍵在于，需要重新思考當今科學與公眾的關系。

　　英國當代知名媒介研究專家斯圖爾特·艾倫在《媒介、風險與科學》一書中介紹，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政府、科學共同體認為，科學的大眾化過程，應該是一個單向的、線性的傳播過程。只要有適當的信息渠道，人們就會沿著“康莊大道”闊步走向科學意識的殿堂。

　　“可實際上，科學技術與公眾的關系已經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變?！敝煨窠忉?，現代科技在給公眾帶來越來越多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一些或明顯或潛在的不確定性、風險甚至危害。“相對于科技本身，今天的公眾可能更關心科技給自己帶來的影響、風險等，這也導致他們不斷增強防范警惕、自我保護和共同參與的意識?！?/p>

　　在艾倫看來，“當今時代是一個有著復雜的技術風險的時代，這些風險無法從科學上完全弄清楚，也難以采用‘家長式’的辦法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

　　因此，處理科學技術與社會公眾的關系就需要一種新的定位和協調機制。

　　朱效民認為，當涉及諸如文化、倫理、宗教、環境影響等方面的議題時，公眾往往有著自己不同的感受和見解，科普工作也越來越要求，科學家從傳統單向的科學知識普及轉向與公眾在有效溝通基礎上的相互理解、共識、信任，以及對不同觀點的寬容和接納。

　　“不要害怕爭議，允許科學議題的討論是有彈性的。當科學面臨苛刻的質問時，可能意味著科學家沒有意識到公眾的關注角度、思考方式、所處背景等不一樣?！敝煨裉寡?，“讓公眾下場去討論、去親歷、去感受，確保在有關科學的公共對話中人們可以充分接觸到不同的聲音，從而學會判斷和選擇。”

　　今天，我們務必要從基本理念入手來反思應急科普，這在朱效民看來是最為重要的。未來，如果科普的定位能建立起以公眾為中心的科普服務意識；科學家能夠真誠、平等地與公眾進行更為直接地互動交流；科普內容建設的重點不再是要求公眾沒完沒了地掌握無窮無盡的科學知識，而是建立起高效的反饋響應機制，讓公眾可以隨時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及咨詢渠道，那么，公眾與科學的關系才能趨于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