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楊晨
頗有《千里江山圖》風格的封面。
圖片來源：https://www.zoores.ac.cn/
近期，一張頗有《千里江山圖》風格的峨眉山兩棲動物海拔梯度分布圖，登上了國際期刊《動物學研究》的封面。
圖中漸變的青綠為峨眉山的底色，多個種類且姿態各異的兩棲動物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高度。
這張中國風封面描繪的是峨眉山兩棲類物種分布概況。背后的研究則基于詳實的野外群落調查，輔以文獻資料、標本館館藏記錄等，從不同維度解析兩棲動物多樣性沿海拔梯度的分布格局及群落構建機制，并為該地區兩棲動物保護提供科學建議。
文章第一作者為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成都生物所）博士生汪曉意，通訊作者為該所研究員胡軍華。
此次研究中，團隊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除了耗時兩年的野外調查，還整合分析了成都生物所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室80年來積累的物種調查數據，測量了2000多號館藏標本。
胡軍華認為，這次研究是站在前輩肩膀上的探索，是一場近距離的對話、一次跨時空的接力。
再上峨眉山
1938年，我國兩棲爬行動物學奠基人之一劉承釗，隨東吳大學內遷到成都，并于當年帶領著十多名師生來到峨眉山，進行了抵蓉之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劉承釗首次發現了俗名“胡子蛙”的髭蟾，髭蟾是蛙的一個新屬新種。
從劉承釗開始，峨眉山就成了學者研究兩棲動物的重要陣地。一代接一代科研工作者沿著先輩的足跡，穿梭于林間，俯身于溪畔，探尋自然精靈的蹤跡，先后發現了14個兩棲動物新物種。
如今科研的接力棒已傳到了新一代人身上。2017年至2018年，在導師胡軍華和江建平的指導下，汪曉意和隊友針對峨眉山兩棲動物開展了4次系統的野外調查。
再上峨眉山，重走前輩路。團隊一共設置23條調查樣線和3個樣點，樣線覆蓋了峨眉山不同海拔、植被類型與多種生境類型，兼顧了兩棲動物的不同習性。每條樣線長500~2000米，主要沿山澗溪溝布設。
調查期間，調查隊員白天探查樣線的水位等狀況，晚上沿著劃定的樣線，打著電筒彎著腰，緩慢行進，一有發現，就做好筆記、拍照或攝像。
除了每個物種的分布、生活習性、棲息地環境信息和各自的GPS位點，每個個體的種類、性別、體重等信息也都被一一記錄。
做好最基礎的工作
盡管此次研究以野外群落調查為主，但團隊也查閱并系統收集整理了已有的峨眉山兩棲動物分布數據和生境資料，攬括了成都生物所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的館藏、正式發表的文獻以及課題組長期積累的各種信息。
作為全國最大的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成都生物所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收藏歷史可追溯到1938年劉承釗在華西協和大學建立的兩棲爬行動物研究組。
目前該館入庫在冊的標本數量達到13萬，最“老”的標本采集于1917年。
前輩積累的物種本底資料與野外調查所得的信息整合在一起，有利于團隊進行對比研究。
其間，團隊對館藏涉及峨眉山的歷史標本均進行了查驗，并用電子游標卡尺對2000多個體作了詳細的整理和測量，每個個體均測量了數個所需的形態指標。
測量標本，是動物生態學研究最傳統、最基礎的工作，需細針密縷。
年逾80歲的成都生物所研究員費梁回憶，自己的老師劉承釗總是要求學生，在標本數量足夠的情況下，一個種起碼要測定40個標本，雄雌各半。“如果標本數不夠40，則有多少就測多少。”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領域主任江建平時常念叨著老師費梁關于標本測量的“不二法則”：測量前要銘記每個量度性狀的起止點，測量時保持標本的自然姿態，測量后要讀準相應的數據，記錄完整和準確的信息。“同時我也這樣提醒和要求學生。”
本著嚴謹治學和一絲不茍的科研態度，即使前輩已對館藏標本作了詳盡的測量記錄，汪曉意他們仍逐個重新測量，確保數據的可靠性。“因為考慮到不同的人在測量時可能會有人為誤差。”
“小眾”領域里的堅持
在成都生物所內，保存著眾多用鉛筆書寫的標本數據冊。冊子里的每一個標本都有自己專屬的采集號，測定數據如頭長、頭寬、尾長、尾基寬等，都被工整地記錄在相應表格中。
胡軍華常翻開這些珍貴的歷史記錄讓研究生們學習，并鼓勵他們抓緊機會多向前輩請教。此次研究也得到了費梁、江建平以及標本館館長李家堂研究員的支持和幫助。
關于存疑的物種，如峨眉山分布的大鯢、峰斑林蛙等，汪曉意特地請教了費梁。老先生仍記得，峰斑蛙多棲息于峨眉山后，往零公里方向再走約兩公里上山，也許能尋到它們的棲息地。
和前輩關注物種分類與地理區系研究不同，這次的研究“往前邁進了一步”。
“我們重點探討的是群落組成與構建。簡單來講，就是在搞清楚峨眉山各海拔段有什么物種的基礎上，側重于解析為什么這些物種在那里，以及為什么有些海拔段有更多的物種。”
胡軍華說，兩棲動物是對環境變化很敏感的生物類群，通過深入了解這個類群多樣性及分布等的變化，可以為氣候等環境變化研究作提示或參考。
做兩棲爬行動物的研究本就在科研群體中相對“小眾”，像胡軍華這樣的兩棲爬行動物宏觀生態學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有時候覺得自己比很多瀕危物種還要‘瀕危’，但正是因為這樣，我們才要更努力地走下去。”
“苦”并快樂著
至于野外考察時風餐露宿，伏案鉆研時夜而忘寐，胡軍華都淡然處之。“每個人對于辛苦的定義不一樣，我們是樂在其中。”
汪曉意說話細聲細氣，是個瘦小溫和的女生，但在野外考察中比很多身強力壯的男生更能吃苦，膽大又心細。她沒覺得有多苦，“跟前輩們以前的野外工作比起來，現在真是太便利了”。
在三四十年前，“一根棍子一支筆，出門自帶鍋碗瓢”是野外科考最真實的寫照。
棍子探路防身，筆用來記錄繪畫，自帶簡易炊具和干糧，休息時就用木頭和干草搭起簡易的帳篷。每每回憶起這些畫面，費梁都能將辛苦咀嚼出樂趣，毫無半點哀嘆，反倒覺得幸運。“因為和我的老師劉承釗比起來，條件好很多了。”
在劉承釗做科考的年代，社會仍處于動蕩之中。從成都出發去峨眉山，有上百公里的路程，他就和繪圖員王宜生一起，坐雞公車前往，但大部分山路還需步行。
有時在川西，還要冒著盜匪攔路和染疾的風險。1942年，在西康昭覺雁窩塘野外采集的劉承釗就患上斑疹傷寒，由于當地缺醫少藥，幾乎命懸一線，歷時50天才幸得康復，繼續投身熱愛的事業。
劉老先生執杖西行后，部分骨灰被安放于青城山，墓志銘如此寫道，“種類繁多、千姿百態的兩棲爬行動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艱難與險阻”。按照遺愿，他的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最開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
從峨眉山出發，但并未止步于峨眉山。幾代人接力在中國兩棲爬行動物研究領域耕耘了八十余載。一旦選擇，便只顧風雨兼程。
《中國科學報》 (2022-03-30 第4版 綜合 原標題為《一張青綠山水封面背后的八十年)
編輯 | 趙路
排版 | 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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